蔡盛林在寓所
记：你老家以前是泰兴的，对老家有哪些记忆？
蔡：那个时候农村孩子能上大学的不多，我们那届口岸初中毕业的学生，有五六十个人，能考上高中的也就几个人。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不好，交通也不便利，现在变化特大。2005年泰州火车站通车，我回去了；前年口岸中学80周年校庆，我也回去了，从泰州到口岸，一直到高港，公路全都连上了，汽车一直开到我家门口。
记：你是哪年离开泰州的？
蔡：1955年，当时我从口岸中学初中毕业，因为口岸中学没有高中，我考到了镇江中学，就这样离开了泰州。记得在这之前，我们学校选了10个人，报考当时叫华东第二建筑工程学校的一所中技学校，结果10个人里只录取了3个，我没有考取，后来就报考镇江中学，应该说那个时候省镇中还是比较难考的，但我偏偏就考取了。
记：高中毕业以后就直接考大学了？
蔡：没有考，大约是四五月份吧，还没有毕业考试的时候，学校就通知我，说江苏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决定了，把你保送到南京农学院农业机械化系。说老实话，当时我很不愿意的，我不想上农业院校，我想搞社会科学，准备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但那是1958年啊，已经通知了，就不能说一个不字。
记：没有选择余地吗？
蔡：没有没有，通知你了就只能这样，你要是说我不去，我自己考大学去，你即使成绩达到录取分数线，也不一定被录取的。记得我在口岸中学就靠拿助学金上学了，那个时候拿助学金不是靠成绩，而是按家庭困难、出身成分好来分配的，所以我初中、高中都拿了助学金，到了大学，不但吃饭不要钱，每个月还给我两块钱生活费。口岸中学那个时候校风也不错，像教导主任魏伯勋，不但教学业务上好，人品也好，很受人尊重。后来镇江中学的管理更为严谨，在国内也是比较好的，由此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得到了学校的重视，也受到了党组织的培养，后来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加入了党组织。我大学读的是5年制的，所以到1963年才毕业走上了社会。
记：后来分配的时候，分到了农业部的农业出版社，在《中国农报》当编辑，专业算是很对口的。
蔡：搞编辑啊，就不在于你那个专业了，好多知识，我都是在工作中学的，不光是农业知识这个专业了，包括社会知识的各个方面，在工作当中都很重要啊。我到这边以后呢，先到印刷厂实习锻炼，后来到编辑室，但是没工作几个月，1964年的10月份，我被叫去参加了当时的“四清工作队”，分到内蒙临河县，就是现在的巴彦淖尔盟，我在那里当秘书，写写简报啊，跟着领导出去转转啊，转到1965年的7月份回来，不到一个月，又被派到辽宁锦州郊区的锦县，又搞了一期“四清”，这次我管两个队，到1966年4月底才回到出版社，5月份就是“文革”了，所以这一段呢，搞业务的时间很短，但是受到的锻炼很多。
记：“文革”期间业务方面基本上就停止了？
蔡：是啊，回来本想好好搞点儿业务的，但是《中国农报》已经停了，后来我又去编一个叫《农业技术》的小刊物，虽说是个小刊物啊，它当时的发行量却挺大的，在全国发行几十万份呢。“文革”期间完全搞不成业务了，我当了农业出版社“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部队接管出版社以后，我们在1969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就全部下放到干校劳动了，当时干校在河南的西华县劳改农场，在那个地方一直呆到1974年。
记：可能也想着早一天回到北京，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
蔡：那时候根本不敢想什么专业啊，回不回北京，回不回单位，都不晓得。到了1974年，形势有些好转了，回到北京但没让我再回出版社，要我到农科院的一个单位，当时我不肯去，等到年底的时候，中国农科院我原来的一个领导，他正好到农科院去恢复《中国农业科学》这个刊物，叫我跟他去，我就去当了编辑室的副主任。之后《中国农业科学》从复刊，到中级刊物，到高级刊物，我在那儿一直搞得挺起劲的，干到1982年的时候，当时老干部不是都要离退休吗，农业部党组就专门开了会，说让我回农业出版社，7月份就把我调回去了。
记：这次回去，你是什么职务？
蔡：开始是副总编辑，后来到1984年的7月份，当总编辑。这时候刚好改革开放初期，科学的春天嘛，科技形势发展很快，一方面老科学家要把过去的东西总结出来，抢救性地写书、出书；另一方面农村的科技人员、农民需要书，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也需要书，因为“文革”那么多年，确实把图书出版搞得一片荒芜啊。
记：所以你就开始策划了一系列农业图书，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蔡：好在过去我们出版社的老同志有个长期的积累，有着很好的基础，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从头再来。当时我们出版社的大约200名工作人员中，包含了农业各个学科的人才，农学方面农作物的栽培育种、土壤施肥、植物保护，畜牧业方面的畜牧养殖、兽医以及农业经济管理啊、科普啊等等，好在当时全国各地的各个学会也都恢复了工作，所以有了这方面的会议，我们都要去参加，我们的编辑不是在编辑室里等着编，而是去参加社会调查，根据农业、农村、农民的需要，编好书、出好书。
记：有资料这样说的：从总体上规划农业科技图书的出版布局，按实际需要来构思图书，这就是你担任出版社领导时的工作追求吧？
蔡：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农科院、农学院，除了西藏我没有去，其他我都去过，因为你的选题哪儿来呀？你要靠这些专家学者提供，你去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农科院研究的是什么东西，研究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以有成果，什么时候可以发表文章，什么时候可以出书，成果在全国是个什么水平，在全世界是个什么水平，你要掌握这个。
记：能掌握这个，无疑需要很高的专业眼光。
蔡：在农业图书出版上，中国农业出版社是全国最高级别的了。我们队伍也大，基础也很好，说老实话，实力也比较强，中宣部跟新闻出版总署曾经在全国评出了第一批15家优秀出版社，其中就有我们一家。当时我们的做法，主要是搞长远选题规划滚动，比如我们在北京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开座谈会，让专家、教授提议，当前需要出哪些书，当前需要从国外翻译什么书？国外哪个国家哪位学者的书比较好？规划有长远的，有短期的，然后呢把这规划印好了，发到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农科院、农学院，包括农业厅，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的还不光是信函，我们还派人去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也跟他们开座谈会，让他们听听我们的意见。
记：一方面是规划，另一方面要组织实施。
蔡：规划也不是固定的，过几年就要再规划，不合适的东西要去掉，新的研究成果要加进来，这些编辑心里都要有数。像土壤学方面，每年都要开土壤学年会，年会上自然要把全国乃至国际的土壤学研究的进展程度、最新成果在会上发布，所以我们的人就得去参加这个会议，这样他就掌握了全国的情况，甚至也掌握了国外的最新情况，当然这是从高层次方面来说明的，具体操作上，我们对科普书的出版，以及学术专著的出版，都是着眼于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
记：你说到种水稻，我想到一个人———袁隆平，农业出版社有没有出过他的书？
蔡：出的啊，前几年刚给他出了一本书。我跟袁隆平打交道比较早，1975年我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嘛，当时袁隆平在湖南农科院搞杂交水稻研究，正处在攻关阶段。那时候一年为杂交水稻开好几次会呢，我曾经在一年中去过8次长沙，就是为杂交水稻。那个时候他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成书，但已经有了文章，我们就给他在《中国农业科学》发表了。后来我到出版社以后跟他也常有联系，他先是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了一本科普型的《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之后我们出的是他学术专著型的《杂交水稻学》，2003年这本书出版后就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记：中国农业出版社在大型农业工具书的出版上，显示了它作为国家级农业图书出版社的实力和影响，据说你曾为此费尽心力。
蔡：像《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三十几个分册，把农业的各个学科用辞条的方法编写出来了，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来担当各个分册的主任委员，当时我就负责把他们召集起来。开始的时候，农业部发文件，然后各个省市自治区都来配合，比方说南京农大编的《生物卷》和《农药卷》，两卷都是他们的专家担任了主编。这套书对国家农业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农业所有学科最高端的人物都汇聚在这里面了。当时的农业部部长何康，他很重视，挂了总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具体管这事儿的，是农业部的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他对这事儿抓得很紧。
记：这套书搞了多少年？
蔡：前后有十几年，一个很大的工程嘛。当时农业部每年要开一次专门研究《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党组会议，上世纪80年代，要人要钱都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刘瑞龙提出要求，何康就专门把部里人事室、财务室等等科室的人都叫来，说要给农业出版社多少人、多少钱，他们对这事都非常支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从策划出版到全部出齐的这段时间，刚好就是我调回出版社以后一直到退休的时间。
记：这段时间你还主持出版了《中国农业全书》等大型农业工具书。
蔡：《中国农业全书》这套书呢，我们为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出了一本，每本大概是100万字，到我退休的时候，就剩下西藏、陕西、内蒙3个地方还没有完稿出书。如果你要了解我国哪个地方农业的概况，拿着相应地方的这本书，可以说这个地方的农业情况就一览无遗，全都在里头了。除了《中国农业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之外，我们还出版了《英汉农业大辞典》，《农业大辞典》，还有其他语种、分册的《英汉农学辞典》、《日汉农业辞典》、《法汉农业辞典》等，这些外文的工具书也比较配套，比较全的。
记：之后好像你们出版社的出版面还进一步扩大了？
蔡：从1990年开始，我们出版社的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就我一个人了，一直干到了退休。1994年，原来的那个农村读物出版社，农业部也把它合并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这之后，我们出书范围就更广了，包括少儿，还有文学、生活类的书都出了。
记：总体来说，在你负责中国农业出版社的这段时间里，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图书，比如你刚刚提到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这套书据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农业图书。
蔡：农业上谁家也没有出这么多，英国李约瑟那个《中国科技史》，它是整个的科学界，我们这个是光农业这个领域的，是非常大的。
记：你担任总编的时候，应该是中国农村农业图书出版的辉煌期吧。
蔡：农业图书我们出得最多，品种多、数量大、质量高。只是在农业上，不能说其他方面，全国出版社有500多家，再比也比不过人民出版社权威啊。
记：现在“三农”问题被提到了一个高度，对农业图书的出版，应该是很好的机遇吧？
蔡：机遇当然是啦，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光是农业出版社出农业图书了，其他一些出版社，像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及每个省的科技出版社，都在出农业图书，还有金盾出版社、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也在出，但主要还是我们农业出版社在出农业图书。应该说现在农业图书的出版形势挺好的，当然，编辑人员多了，市场竞争也更激烈了，压力也更大了，所以机遇也是挑战，这就要你的选题好，选的是大家都愿意看而且用得上的书。
记：你在职的那个时候存不存在市场竞争？
蔡：也有，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的出版社只要有钱什么书都出。但我们那个时候考虑的就是，还是以社会效益为主，这个书如果确实好的话，我们赔钱也得出。有好多书，特别是学术专著，它发行量小哎，但不能只看它眼前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不好的图书我们从来不出，我们从没搞过卖书号啊什么的，有一次我们一个编辑拉了两本书稿，一本叫《名演员的浪漫史》，一本叫《杀人案例分析》，说一万块钱一本书号给他出，我说你拿这个干什么，就是再拿更多的钱也不能给他出啊。所以其他出版社，包括新闻出版署有人跟我说，我们出版社是一片净土。
筚路蓝缕
蔡盛林为本报题词
蔡盛林从总体上规划农业科技图书的出版布局，按照农业生产、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构思图书，即围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分析我国国情出发，宏观阐述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和途径的理论书；农、牧、渔、农垦、乡镇企业等各专业的高中级教材；适应农民多种经营、对农业技术知识需求的科技读物；反映我国农业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各种专著；农业辞书和大型工具书；持续进行对农业古籍的搜集、整理、注释和语译。这些图书形成了多门类、多层次、多专业的体系，对反映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传播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全面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提高农业干部和农民的素质，促进农业生产、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和长远意义。
蔡盛林直接组织大型农业图书的出版工程，编辑出版了反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具有一流水平的“拳头产品”。如他担任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中国农业年鉴》主编，还主持了《农业大辞典》、《英汉农业大辞典》、《中国农业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蔡盛林还负责多个编辑室新增选题的审定和书稿终审签字发稿工作，仅1990至1994年间，由蔡盛林审定的新增选题就有500余个，由他签发的书稿有1100多种，2.4亿字。
蔡盛林正确处理出版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保证出版社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建立并坚持一系列严格的出版制度，在社内形成多出好书的运行机制。在他担任中国农业出版社领导期间，出版社先后有80多种图书在全国性和专业性的优秀图书评奖中获奖，图书的整体质量受到了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充分肯定。1993年，中国农业出版社被农业部党组授予“坚持党的出版方针，为农业发展服务的优秀出版社”光荣称号，又被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评为首批表彰的15家优秀出版社之一。1995年10月26日，蔡盛林荣获第四届“中国韬奋出版奖”。
蔡盛林说，他出生在农村，他们一家都是种地的农民，他大学读的是农学院，从此，他开始了一辈子与农业、农村、农民打交道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