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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区)是全国闻名的银杏之乡。在距市东南20华里、省道江平线东侧处，有一个驰名苏中的省级生态文明示范村——张桥镇西桥村。这个拥有耕地面积1100亩，昔日曾被称为“吃粮靠供应、烧草靠煤炭、用钱靠救济”、人均纯收入不到30元的穷村，经过20多年的努力，如今嬗变成了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域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天地。2005年，该村实现工业总产值4500万元，三产总产值80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7000元。自来水、有线电视入户率，电话安装率、村民们拥有私家车数等均居全镇榜首。西桥村的今天离不开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同时与村党总支书记袁瑞林的核心领导是分不开的。
生态富民——西桥村崛起的坚实根基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农民收入的增加，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张桥镇西桥村调优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让人们看到种田也能致富的希望。
凡是到过西桥村的人，无不为那遍地成片的经济作物林陶醉。1100亩的银杏、柿子、药材、桑树、蔬菜，已成为农民的大金库。西桥村因此成为“江苏省生态农业示范村”、“江苏省文明村”、“泰州市农村党员干部科技素质培训先进单位”。2005年，西桥村迎来历史上最好的丰收年，银杏、柿子、药材、蚕茧、蔬菜运到外地，很快就销售一空，而且价钱超过往年。光此农业一项，农民就获得人均2000多元的纯收入。村民们脸上挂满笑容，对未来充满信心。
变化得益于“三步走”的生态农业发展方略。上世纪70年代中期，35岁的袁瑞林放弃在外地工作的优越条件，回到家乡出任西桥村党总支书记。当时的西桥村，有着330多户人家，1200多人口，1062亩粮田，其中三分之一为高垛田、低洼田，年单产仅为700斤，人平口粮不足300斤，大家常年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西桥村人多地少，人均不到7分地，当时产量又低，每次分下的粮够吃20天就不错了，我这个村支书1977年刚上任就出去借粮。”回想起当年的情形，现已66岁的袁瑞林感慨万千，“借的粮给利益也罢了，可是借了粮村民还是吃不饱啊！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既然当上了村里的领头人，首先得让大伙儿有饭吃吧！”
冲着这个念头，袁瑞林着手实施了第一步：解决吃粮问题。首先是改造低产田，提高粮食产量。77年夏天，袁瑞林动员并组织全村干部群众100多人组成了一支“平田整地专业队”，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将全村300多亩易涝、易旱的低产田全部改造成可以种植水稻、小麦的高产、稳产田。其次是选择新品种，增加复种指数。袁瑞林一方面想方设法搞来了高产品种，另一方面又引导村民增加复种指数，全面推广双季稻。经过一冬一春，78年全村从亩产不到700斤一下子跃升到1200斤，村民们的吃粮问题基本解决，西桥村也从此告别了“缺粮村”的历史。
粮是有得吃了，可村民们实际能够消费的现金并不多，人均只有50多元一年。整个西桥村330户人家常年要救济的有1/3；80%的农户住的是茅草房，有的人家连个凳子都没有。“一定要让农民有钱花”，这是袁瑞林着手实施的第二步。
从1981年开始，袁瑞林就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尝试栽桑养蚕，因为缺乏经验，先选择了100多亩的高梯田、沿河边的高田头子做实验。没想到当年栽桑当年就收益，亩收入达到206元，而这之前，这些田块栽种的一熟山芋折算成粮食也只有200多公斤，比栽桑养蚕少收了几十块钱。
第二年还是这么大的面积，亩收入提高到400元。到了第三年就达到600元了，一亩地的收益超过了3亩地的粮食。栽桑养蚕不仅解放了劳动力，更使全村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1983年正好实行联产承包，看到栽桑的实惠，不少村民要求把100亩桑田全部按人口分了。考虑到田分了形不成规模，就有人提出把村里的1000多亩地全部栽桑养蚕。可全村的粮食由谁来供应？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3分地种粮，3分地栽桑养蚕。就这样，西桥村的桑树面积实现了第一次扩张，达到400亩，成为当时泰兴地区最大的养蚕专业村。随后的10年中，蚕茧的价格一路上升，西桥村民的收入也从每亩几百元增加到2000多元。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蚕茧市场价格开始滑坡，为保护农民蚕茧生产的积极性，实现西桥村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袁瑞林通过多方考察，坚定而信心百倍地跨出了第三步：积极寻求农民致富的有效措施。
经过反复宣传与动员，1995年，全村400多亩的桑园里全都套栽了银杏。1996年，袁瑞林又发动村民在其余的700多亩田里栽上银杏，98年又套栽上柿树。从2000年起，袁瑞林又探索立体间套复种模式，即在银桑、银柿园内套种蔬菜，幼年桑园、柿园套种地膜花生，成年桑园、柿园套种生姜，夏伐后套种苋菜，冬闲时套种大白菜、菠菜等，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和光照能源，提高了土地的投入产出率，西桥村又成了“无粮村”。
到2004年底，1100亩银杏已全部挂果，银杏加蚕茧、柿子及蔬菜等，亩收入达到48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元，其中400多亩的蚕桑贡献最大，自栽桑养蚕到现在，这400多亩地已为全村取得了近2000万元的纯收入。据测算，3年后柿子进入盛果期，到时亩均收入可达4000元以上；从银杏进入盛果期，亩均收入可达8000元以上，最高的可达1.5万元以上。
立体间套复种不仅形成了规模特色经济，而且提高了农业生产综合效益，生态链、产业链不断延伸。不少群众看准蚕粪便这一特殊资源，承包了西桥村全部河面计100余亩，搞起了精细养鱼；看准银杏果原料，搞起了银杏深加工。同时，西桥村生态农业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2003年以来，每年来此参观、考察、休闲的不下5万人次。
从单一的种粮、栽桑养蚕到银桑、银柿套栽再到现在的立体间套复种，从“缺粮”到“有粮”再到“无粮”，顺着西桥村27年的农业结构调整史，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很多，可以组织农民外出打工，可以组织农民搞副业，也可以像西桥村一样精耕细作、田里“绣花”。手段不同，目的一样，关键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子。
工业兴村——西桥村崛起的动力保障
西桥村虽处偏僻地带，但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前，西桥村的工业为零、三产也为零，村民为吃饱肚子，整日守在田园里，耕种着产量极低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983年，由村党总支书记袁瑞林兴起的“改种粮为栽桑”给村民们送来了春风，栽桑简单的操作流程使部分群众从繁琐的田间劳作中解脱出来。面对无所事事的群众，袁瑞林当即萌生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生态农业，另一手抓工业兴村，引领群众迈上小康路的想法。1984年春，经过深入思考的袁瑞林确立了“党员带头，群众跟上”的思路。袁瑞林认为，党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一面带领群众致富的旗帜，要想彻底改变西桥村落后的面貌，首当其冲的是要调动起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从思想上、致富技能上改造党员。基于这样的思考，袁瑞林组织全村党员开展了深入的教育及培训活动。一是以创新培训机制为举措，增强致富信心。通过请先致富起来的党员、社会能人现身说法，介绍致富经验，组织党员干部外出参观，了解市场形势，拜访专业大户等形式，激发起广大党员的致富积极性。二是以现代远程教育为平台，提升致富本领。通过组织观看录像、上网浏览、邀请市相关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授课等形式，对全村党员干部加强种养技术、营销知识、农副产品加工技术等农村实用技术的教育培训。事实证明，培训的效果是相当显著的，有了一技之长的党员纷纷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袁瑞林同志带头行动，他多次跑北京与北京原子能研究院联系，硬是凭着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将一个注册资金200万元的“丝绸精炼剂厂”引进村，1986年产值300万，1987年产值400万，1994年已达1000万，西桥村顺利成为张桥镇历史上第一个过千万元村。1998年，袁瑞林又主动与无锡粮机厂挂钩，投资1000万元上了冶金轧辊项目，并与丝绸精炼剂厂一起成功组建村集体工业实体“西桥集团”，到2004年底为此，集团工业销售总值已达8000万元。10多年的工业发展为西桥人增加1000万元收入。在袁瑞林的带动下，党员们纷纷效仿。退休村干部顾维汉不甘寂寞，回家办起了外贸麻将厂，年产值达50万元。退职老党员胡仁铭办起了银杏深加工厂，年产值40万元。党员唐玉生在原来作坊式生产的基础上加大投入成立了电柜厂。袁双喜办起了养猪场，年销售200头，创收15万元。刘永根办起了有机棒制造厂，张红正办起了电焊机制造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党员成为了群众致富道路上的引路人和方向标。党员富了，群众怎么办？2005年初袁瑞林果断提出了“四轮驱动”的工作举措：一是帮扶群众办企业。要求村党总支一班人每人结对一个贫困户，对一些缺资金、缺门路但又有一定经营头脑的群众进行项目帮扶、科技帮扶、资金帮扶，目前，在西桥村稍有一点经济意识的群众都办起了企业，年产值千万元的企业4家、500万元的企业8家、百万元的企业25家。二是安置劳动力。村党总支除定期了解个私企业的发展状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支持个私企业做大盘强，形成地区特色外，还积极要求他们安置本村劳动力。现在的西桥村，已基本无剩余劳动力。三是强化招商引资。为吸纳外地企业进村，西桥村落实了为民服务具体措施，铺设了服务“绿色通道”，对凡为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而发生的车旅费等相关费用一律由村负担，凡在村兴办企业的，村党总支将主动做好土地协调、证照办理、资金扶持等具体服务，凡个私业主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不便的，村将努力为其创造良好环境，保障其正常发展。只2005年，全村就共引进并兴办企业9家，总投资900万元，年产值近1500万元。四是组建行业协会。针对村麻将业、养殖业、制造业等兴起并形成规模特色的现状，村党总支在行业中建立了“西桥村外贸麻将协会”、“西桥村银杏深加工协会”、“西桥村制造业协会”和“西桥村养殖业协会”，大家秉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宗旨，变分散加工为规模作业，变零星推销为集中出售，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升了经济效益。同时，还给一些购原材料无门路、销售无渠道的个体户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四轮驱动”促使全村经济发展像“鞭打快牛”一样猛进。如今的西桥村，党员、群众创业蔚然成风，成为张桥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党员富了、群众富了，农村的面貌也要焕然一新，为响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袁瑞林又一次陷入了沉思。2005年夏，袁瑞林主持召开了村两委会、村民议事会和群众代表大会，制定了西桥村新农村发展规划。近一年时间内，“西桥集团”共投入380万元为全村建成高质量水泥路5公里，柏油路2.5公里，砂石路2公里，新建桥梁4座，泵站改造5座，疏浚河道3条，布植绿化带10公里，同时建成村敬老院，添置了合作医疗设施。群众对此有着说不出的感动，而袁瑞林则认为，只要群众满意，再苦再累，值！
民主管理——西桥村崛起的精神依托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自1998年起，面对西桥村村集体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收入时，袁瑞林一下子犯了愁，“村集体经济空白时，大伙儿想有钱，现在有钱了又该怎么管理？”
2004年，这个困扰袁瑞林多年的难题得到了解决。当年7月，西桥村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首批全国农村集体财务规范化管理试点村，试点内容包括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处理程序、建立有效民主管理机制、培训财会人员、畅通审计监督渠道等五个方面。西桥村通过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实现了村招待零开支、村债务零增长、违纪案件零发生、涉农案件零上访等“四个零目标”，最终达到让群众明白，使干部清白。2005年8月试点期满后，顺利通过农业部的考核验收，其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在如今的西桥村，随便拿一张村财务报销票据，都会发现票面盖有一枚特殊印章——民主理财专用章，印章由村民公选出的5人理财小组共同使用。
理财小组由村民大会两轮选举产生，先从村民自荐或推荐人中选出9名监督员，再从中产生5名理财小组成员。60多岁的退休干部戴连祥是理财小组成员之一，多年来热心帮助调解村民纠纷，关心村里的公益事业，他前年公选时全票当选，其他4人也以超过90%的选票数入选。
“可不能小瞧这枚印章，这是财务民主管理的第一道关，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关，它代表村民知情、参与、决策和监督了村组财务每一笔收支情况，收支票据如不盖章，将无法报销入帐。”西桥村会计服务站站长袁新文如是说，“每到月底，村干部还需在经办收支业务的原始凭证上注明用途、见证人等，由村会计整理后送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加盖民主理财专用章，交村委会负责人审批编制成记帐凭证后，方可入帐。村干部经手的收支业务当月结清，现金收入业务须在两个工作日内入帐。”
“群众对村情财务看得明白，我们村干部自然清白。” 袁瑞林说，去年下半年起，村里建起会计工作室、民主理财室和村级档案室，配备了专职人员，又花1万多元购置了村务公开触摸屏电脑，并修订完善了民主管理、财务公开、现金收支、会计电管化等12项村务规范化管理制度。
在建立民主理财制度的同时，西桥村又推出民主议会制。对于村里的事，不光由村干部说了算。按照每10—15户推选一名村民代表的要求，西桥村建立了由64名村民代表参加的民主议事会，对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均由民主议事会讨论，按大多数人的意愿作出决策。连接西桥村南、北片的一座农桥，年久失修，严重妨碍村民生产生活。今年2月16日，村里就此事召开民主议事会。原先村里考虑到财力有限，想先修补一下。但到会的大多数村民代表认为，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建议着眼于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现代化，重新建一座高负荷、宽幅度的钢筋混凝土桥梁。村民代表会议作出决策以后，村干部积极行动，除“一事一议”筹资5万多元外，其余全部由村集体出资，很快便开工建设。
在西桥村，还有一项制度颇引人注目：7名村干部每半年向村民代表述职一次，满意率、基本满意率低于50%，要说明情况或引咎辞职。
“这给了我们一种无形的压力，必须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有机统一起来，而且要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村委会主任张玉芳说这番话时显得很不轻松。眼下，她正和村委会成员围绕任期内的4项承诺一项一项落实。
西桥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注重从村民切身利益入手，抓农业，强工业；体民情，办实事；聚民心，密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相信，在该村党总支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努力下，西桥人民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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