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首先要明确“责”之所在。现在常有这种现象：一项决策出现失误，在追究责任时，却没人对此负责。所谓“人人有责”，实质是“人人都不用负责”。出现这种现象，固然与一些人遇见利益就揽、遇见责任就推有关，但客观地说，也有一个责任主体不明的问题。对一些工作任务，我们往往习惯于提出许多原则和要求，但却没有具体指明谁是责任人，谁该负哪个环节的责任，也就是职责不明，导致工作不落实、事情没人做，使“问责”成了摆设。 问责要明确权与责，做到权责平衡，有多大权，就该担多大责。事实上，当责任分解到具体的人身上，责任就会变成一个很清晰的压力和动力，促使个体去自觉履职。也只有当责任的主体明确后，问责才能有效地施行。 问责制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起到监督干部、促进工作的作用；用不好，责任“问”得太轻会流于形式，“问”得太重可能挫伤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行政问责制应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让问责走向常态化，意味着问责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党政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问责，不应是“人问”，而应由“制度问”，这是避免问责“雷声大雨点小”的根本所在。 问责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努力形成权力运行监控机制，规范制约权力的运行，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施问、有错必追究的工作机制。哪些属于问责事项、如何问责、问责后应该如何处理等，都需用一种长效机制固定下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有效的“问责制”，还要有群众的广泛参与。没有群众的监督，问责就不可能取得满意效果。（作者单位：泰兴市纪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