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序

    □李修生

    2006年秋，有朋友自扬州参加学术会议回京，带来蔡文锦校友惠赠的著作 《陶渊明诗文补新解》。这使我忆起一段四十年前的往事，四十年前，也就是人们都不能忘记的时间1966年。我于1961年参加高校文科教材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1963年教材编写工作结束，1964年下乡一年。1966年担任毕业班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我此前虽然教过中国古代文学课，但这一次是我参加编写全国高校文科教材 《中国文学史》教材后，第一次运用这部教材在学校进行系统的教学，并承担着进行教学改革实验的任务。当时我是非常积极认真，学生们也非常努力。我记得当时的课堂讨论异常激烈，延长时间都不能结束。可是谁知道 “文革”的风雨会来呢？谁又会知道它会以什么方式进行？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讨论关汉卿的《窦娥冤》，却突然要我带学生们到第一机床厂劳动；我们正在按着厂方的安排进行劳动，却突然有人说这次安排是北京市委搞的 “大阴谋”，目的是转移运动的方向，要求我们立即回校参加运动。由于我是带学生们劳动的教师，我就成了这次 “阴谋”的参与者，又因为我参加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参加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也被列为 “黑线人物”，自然的从与同学关系密切的教师转换为受批判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我这一学期和同学们相处的时间留下了许多不同的记忆。在时代的风雨中，经历了许多磨砺，也看到了人的多面。此后，我与这个班级的同学多人保持着联系，有的同学虽然没有联系，但一旦会面，仍有着特殊的情缘。蔡文锦校友是属于后者，我们是四十年来全无联系的。我知道他是一个专注于治学的人，在江苏省扬州中学读书时，就师从篆刻名家蔡巨川、孙龙父先生学习治印与诗词。来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蔡巨川先生的夫人陈友枝先生又专门写信，将他推荐给余冠英先生。他学习写旧体诗词，1962年10月，余先生在他的稿本上题诗勉励：
    一、
    子美诗称史、江河此上游。
    旧瓶新酒住，生活是源头。
    二、
    作诗贵活句，圆转弹丸如。
    人民唇吻上，自有活诗书。
    余先生还借清代著名的 《诗经》学家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给他读，还和他谈《诗经》和陶诗、李杜诗，谈治学方法。受余先生的影响，萌生治 《诗》、治 《陶》、治《杜》的想法。毕业后，他四十年中在中学任教有十多年，无论在中学或是大学他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还是完成了他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收到他的这部书，我真的非常兴奋。虽然四十年未见面，一个专心治学、心无旁骛的蔡文锦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还没有来得及写信与他叙谈，他又告知一部关于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和扬州学派学谱的著作也已完成初稿，并邀我写序，这确实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平日不敢为人作序；王念孙、王引之是语言学大家，我没有研究，更是无法写的。但他勤奋笃厚的形象又使我无法拒绝。我只能就我所知他写作的缘由，写来作为引言。北京师范大学有很深的国学传统，老校长陈垣先生与刘盼遂先生、启功先生、陆宗达先生、萧璋先生、俞敏先生、许嘉璐先生、邹晓丽先生等都推重 “高邮王氏之学”，他在校时就深受影响。启功先生从1982年到2002年，四次到扬州，2001年5月，启功先生到王氏父子故居瞻仰，2002年4月在扬州讲学。启功先生认为：扬州是 “清朝文化、经济的一个枢纽”， “清朝乾隆以后最重要的文化全在扬州，像王念孙、汪中、焦循、江藩等人就云集于此”。 “清朝学术”以扬州最盛， “到了写一本 《扬州对清朝文化的影响》的时候了”。 （参见 《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这些先生的话，自然成为他写作的助力。再者，近二十余年来，扬州学人关于扬州学派的研究又非常热火，以扬州大学为首组织了多次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并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成员交流，联合组织了 “海峡两岸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扬州学者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近二十部专著，研究涉及扬州学派总论和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蔡文锦校友是江苏省泰兴市人，又在扬州科技学院工作，他自然会关注并投入扬州学派的研究。我期盼并祝贺他取得的成绩。

《国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作者简介

    蔡文锦，江苏省泰兴市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扬州科技学院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已出版 《李审言评传》、 《泰州学派通论》、并著有 《杜甫专家诗编年评注》、 《钱钟书 〈槐聚诗存〉注释》、《诗歌写作学》等。主编 《大学语文》、 《公文应用文教程》与 《新闻写作学讲义》等。论文两次获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主要研究方向：古典诗歌、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