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湘 赵启明 杨琦老师在最近的 《扬子晚报》上发表了《我们给第一套人民币当模特》一文，记叙了1948年杨琦老师和翟英老师一起为第一套人民币设计雕刻的亲身经历。 杨琦老师健在，翟英老师已故。新中国成立后翟英老师在上海印钞厂是我们的前辈和导师，在多年的相处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翟英老师出生在泰兴农村，早年投身革命，在新四军北海银行印钞厂，专攻钞票设计雕刻技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他整天勤学苦练，刀不离手，练就了一手高超的钞票设计雕刻技艺，为根据地的钞票印制事业默默奉献。在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 “中国人民银行”诞生了，着手筹备印制第一套人民币，其中一张 “拾元券”的设计雕刻任务就落在翟英和他的同事杨琦身上。经过精心设计，反复修改，样稿终于通过审批。这张 “拾元券”人民币主景图案 “工人和农民”就是由翟英亲手雕刻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农民的形象设计，也是以翟英本人作为模特绘制而成的。随着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出自翟英和杨琦两位设计雕刻师之手的这张 “工农拾元券”，走向全中国，走进千家万户。 1949年初泰州解放了，随大军南下的北海银行印钞厂员工途经泰州，进行短暂的整休，为挺进江南，挺进大上海做准备工作。翟英虽然回到久别的家乡土地，也顾不上到乡下看看。不久上海解放了，北海银行印钞厂全体员工奉命接管国民党设在上海的 “中央印制厂”，翟英老师参与接管重组 “上海印钞厂设计雕刻室”，后来长期担任设计雕刻室负责人，也是主要设计雕刻技师之一。在恢复重建的同时，他组织新老员工紧张地投入到人民币的设计雕刻任务中，他特别重视培养设计雕刻技术人才，先后吸收多批优秀青年进行精心培养，其中有的已成为当今我国人民币设计雕刻专家。 翟英老师身材修长，习惯穿着深蓝色的燕尾工作服，健步前行，目不旁骛，偶遇熟人点头一笑，照常走自己的路。上班铃声未响，翟英老师已在灯下伏案工作了。他常说 “人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他对青年人要求十分严格，他说 “学雕刻，要抓重点，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然会像驼背跌跟斗，两头不着实，学雕刻要循序渐进，由简入繁，由浅到深，一步一个脚印，一环扣一环，不可吃夹生饭。”翟英老师特别强调基本功要练扎实，他告诫我们： “搞钞票雕刻这一行，成天跟刀子打交道，要像足球守门员那样，拿出看家本领来，每一刀都不轻易放过，认真把好质量这个关。”我们一些青年人，有时心不在焉，刻了几刀，就要离岗闲聊，被翟英老师撞见了，他严肃地指出： “猴子屁股坐不牢，非得用胶水才能粘牢。” 平日，翟英老师手上的活很繁忙，但他仍要抽时间巡视青年人设计雕刻技艺的进展情况，他有时静观默察，有时手持放大镜仔细推敲，对青年人的习作，总会简明扼要地肯定优点，鼓励进步，指出欠缺，点穴到位。大家都乐于接受翟英老师的点评。有一次他对一个青年人的雕刻作品很满意，特意批下了 “流丽”两个字，勉励他：“钞票雕刻就是要追求品位与境界，才能达到流畅而华丽的效果。” 在大跃进年代，流行 “又红又专”的口号，翟英老师指出： “政治应体现在技术业务上，切忌空谈。”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设计人员画 “奔马图”，表现 “大跃进”，却把马脚多画了一个关节，成为马弊腿，连基本设计技能都不过硬，政治又从何谈起啊。他提醒大家引以为戒。 第26届世乒赛后，报刊上发表了由毛主席写按语的徐寅生 《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翟英老师热情给大家介绍，他认为学哲学、用哲学大有好处，既然运用辩证法能打好乒乓球，也一定能够用辩证法指导我们的钞票设计雕刻工作，好与差，成功与失败都是可以转化的。 翟英老师将钞票雕刻技术总结为推、挑、切、削等技法，为大家上课和讲解，把钞票雕刻实践中形成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用理论指导实践。为了提高设计雕刻人员的专业水平，翟英老师还时常聘请专家到印钞厂里来上课，他与大家一起听课，做笔记，并按时完成专家布置的作业，他说：“做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他还组织大家出去看展览，到郊外写生，把大家的写生作品在室内展出，要求大家评判，相互取长补短。 翟英老师十分重视文学艺术修养，对设计雕刻技艺的促进作用。他经常阅读唐诗宋词，还学外语，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毛笔书法也有很深的功底，隶体含篆味，古朴而苍劲。他以谐音为自己起的笔名，如 “植荫”、 “只萤”，并篆刻了印章，其印痕至今还显现在他捐赠给资料室的图书扉页上。 翟英老师的工作台两侧，常年陈设着山水盆景，小桥流水，青苔鲜绿，生机盎然，春暖时节，水仙花弥散着阵阵清香。在这宁静而雅致的氛围中，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心专注，精雕细刻，留下了不少的佳作，作为珍贵的资料，为上海印钞厂所收藏，供一代又一代的印钞设计雕刻工作者学习和研究，这也是翟英老师为我国印钞事业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怀念他。 |